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中国的哲学要现代化，要走向世界，同样要在类似的普遍的立场上思考，把握事物的普遍意义。这些差别的影响，主要是在道德哲学、价值哲学方面的，而哲学的范围远比这大得多。
不论是分析哲学还是欧陆的现象学，总之，某种可经验的知觉的给予（者）（the given），成为了哲学思考的共同基础。[8].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出版书店，2004年，第266页。创新在这方面的意义，在于它会形成新的传统，因此这使得传统得到延续。熊十力自述其治学之路，先是从六经入手，继而趋向佛法一路，再而悟于易经。从家庭到学校，儒家教育都没有寄身之处。
多数新儒学的著作，则是属于坐而论道之类，流于一般表面的议论，而不是扎实地研究一些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未免落后于时代。[12]在冯看来，西方哲学大部分用正底方法，中国禅宗、道家主要用负底方法，冯友兰称其新理学是集两种方法而成就。
熊十力坚定地认为，性智乃实证本体的唯一路径，这也是中国哲学的血脉：吾平生主张哲学须归于证，求证必由修养，此东圣血脉也。润物则是我在感的过程中，由物我相互进入、相互摄取而给予万物以价值、意义、精神生命等人性内容。比如，冯友兰在《新理学》中认为其体系是接著宋明以来的理学讲，在《新原道》中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理解为中国哲学的主流传统，相应于此的形上学（不是哲学）方法有二：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他推崇逻辑分析方法，但认为这不是西方独有的方法。
依傍着西方说中国哲学的特质，这实在是像吊诡的做法。张君劢1923年清华大学的演讲以类似的方式突出了直觉的方法论意义。
元学的态度则算得上中国哲学的态度，也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的方法。众所周知，西方近代以来的实证主义（20世纪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现象学等流派以科学作为哲学的目标，将科学方法树立为追寻的目标而一再表现出西方哲学方法论的自觉。人心若初不求应境，亦对境无情上之感受。梁漱溟又将直觉与儒家思想传统最核心的范畴仁建立联系，他说‘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
就新理学的四组命题看，它们都是永真的分析命题，但就其中的最重要理、气、道体、大全观念看，它们又是不能讲的，或，只能用负底方法讲。他对名家、魏晋玄学辨名析理、超脱形象、经虚涉旷的赞誉，以及对孔孟未能经虚涉旷、超乎形象的批评，对宋明道学没有直接受名家洗礼的遗憾都表明冯友兰更热衷于在中国传统中寻求逻辑分析思想的资源。[2] 《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455页。就其为直觉言，它的直觉作用是纯智的，而不是感触的。
[26] 视心、闻心词见《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第3页。感如何能够通物？诚然，这个问题只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问题。
他认为，直觉可以解决人生观，解决人的独特的价值，发展人的完善的人格，表现人类精神之自由等活的实在问题，直觉是玄学的标志。人若只有知之感通，不更继之以感受与感应，则其对境之知之感通，亦未能完成。
感展示了一种不同于康德意义上的接受性经验方式，同时也兼表达出经验、理性，以及一般存在论的内容。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1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五卷，第149页。智的直觉自身就能把它的对象之存在给我们，直觉活动自身就能实现存在，直觉之即实现之（存在之）此是智的直觉之创造性。将直觉推至中国哲学方法论根基的是牟宗三先生。那么，形式逻辑之外还有逻辑吗？与金岳霖把逻辑理解为不依赖于时间与经验而永真的先天之物不同，中国现代另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张东荪则认为，逻辑首先不是知识，而是思想的程式，它受文化中范畴的左右，跟着哲学思想走，其最终的决定者则是文化的需要。
如何应对方法论的挑战与危机？中国哲学如何自我理解、自我规定？这问题关涉的是：中国哲学或者存在，或者毁灭。足能游、能有所至而止。
基于科学的普遍价值，不科学的就等于无真理性，便是错误、荒谬，便是玄学。然本义理以观吾人之手足耳目，则此手足耳目之握持行履等活动之所向，亦皆恒自超乎此手足耳目之外，以及于天地万物。
[24]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2-3页。另类认识论是广义认识论。
掌握这几种观念可以使人游心于物之初、有之全，可以提高人的境界。[28]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4-5页。最后，在对作为思想方式与存在方式味、感与象的特征的深入思考基础上，作者考察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中国化、哲学化的双重努力，并以味、感、象为核心对此问题作了提纲式展望。[8]将中国哲学命系直觉、性智、智的直觉，其旨皆在强调中国哲学独特的方法论。
所以，逻辑不是唯一的，而是具有多种的形式。所以，在中国思想中，后两种逻辑非常流行、发达。
[23] 《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心灵似必先以其知通于一境，乃受此境。
比如，金岳霖说，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具体说就是，坚持主体融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12] 《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55页。
在这个意义上，直觉属于非理性的功能与方法。皆其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故可曰直觉的也。[11] 正底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法。形式逻辑的特性在于整理言语，它的内容或规则都受到社会性的通俗哲学的左右[18]数理逻辑表示的是人类思想中的数理思想，它不是为了整理言语而产生，因此它并不是形式逻辑的继续。
他推崇负底方法，认为道家、禅宗都是真正的形上学，但他也认为维特根斯坦的静默与禅宗方法相通。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较多和较长期地考察了上述后两个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考察了味活动与感活动的历史及逻辑关联，由此把近代哲学以来一直被降低为与理性相对的感性意义重新上升为一种具有本源意义、贯穿于今日所谓感性与理性层面的活动。[13]哪些方法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哲学的方法？冯友兰没有说。
[4]熊十力有性智与量智之分，将性智规定为识体之知、对本体界的实证之知，即证会、体认、身作证。[19]社会政治思想的逻辑则是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人自然具有的逻辑，其特性是相反律即只承认相反而不需要两者之合一，其目标是动、变化。
